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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民营企业家口述史】吴长庚:关键时刻“扛得住” ,改革路上“走得稳”
2026-02-12 17:04:31   来源:安徽经济网   作者:卞潘峰 石大龙 窦振鑫   责任编辑:王家言

  

口述地点:淮南谢家集省级经济开发区(美亚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口述人:吴长庚

人物简介:吴长庚,高级经济师、高级职业经理人。现任美亚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安徽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淮南市谢家集区人大代表,安徽省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淮南市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会长。长期参与并推动企业改制与治理转型,带领老国企走向市场化运营。美亚高新始建于1974年,2004年股份制改造,2024年晋级新三板创新层,系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荣获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煤炭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全国企业文化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等荣誉。


壹丨让机制和体制协同发力,让决策更接近市场

很多人只看到我现在的身份:董事长、优秀企业家……但我自己更愿意从“国企改制”这条线讲起。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也参与推动过这家企业从“央企体系里的工厂”,一路走到今天民营企业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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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我们这家企业的“出身”很特别——往上推是央企背景原煤炭部下属企业,后来是省国资委管理的国企,再到国有控股、国有参股,最后才走到今天“民营企业”的形态。企业1974年建厂,2004年改制成股份公司,国有股占31%,职工持股69%;2016年更名为美亚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我们收购了淮南矿业16%的股份,通过一致行动人协议,实际控制人变成管理团队;到2025年,国有股进一步退出。

说实话,2004年改制以后,“国企的烙印”并没有马上消失。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管理习惯里,都带着很深的体制痕迹。我自己也觉得那时候的改制“不彻底,甚至有点半生不熟”。

企业性质真正发生根本变化,关键在2019年。那一年淮南矿业要做整体上市,我们作为新三板挂牌的参股企业,在信息披露、财务合并等方面会产生一定问题,淮南矿业要么降低持股比例,要么收回。我们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咨询中介机构后,班子研究最终拍板,顶压前行,努力搏一把,几经权衡,买回来16%的股份,形成一致行动人,让企业“自己当家做主,自己说了算”。

话说得轻巧,钱从哪来?何况国有股评估溢价比较高,16%股权要3600多万元。我们底子薄,实力够不上,但我这个董事长“责无旁贷”,带头持大股,掏了一大头,可真到真刀真枪付款的时候,有个高管临时改主意——家里不同意、钱也借不到。

事非经过不知难,“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至暗时刻,非常无奈无助,差点“功亏一篑”。我当时就急了:这等大事,岂非儿戏?一致行动你甩手不干了,谁来接?最后只能再咬牙去借。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这样一笔笔凑。压力大到什么程度?连我家人都反对,爱人签字那一关过不了:她觉得日子也还行,何必背这么大债,心理压力巨大。可我心里明白:在这样一个大集团中的小公司,不把体制机制理顺,企业发展总要受掣肘。那一次我印象太深了——改革拼的,不只是能力,还要拼“认知、魄力、胆识、信用”,更要拼关键时刻“扛得住、扛得起来的定力”。

这件事做成以后,我们的决策链条更短了,战略落地更快了,面对市场更灵活了,工作效率也更高了。那种感觉,就是从“被动适应”变成“主动选择”,机制一变天地宽,一切都是自己的事,别无选择。改制不是简单的股权操作,而是让机制和体制能够协同发力,让决策更接近市场、更快落地落实。

国企改制难,还难在“人心”。我参与了整个改制过程,也操盘了关键环节,我的体会可以概括成三个关键词:

第一,渐进式。不能一阵风,不能休克式,只能“小步慢走”,把风险压到最低;

第二,规范性。严格按程序走,资产评估、审计公证、个人承诺,产权交易中心审核,国资委审批等等,一个都不能少,一点也不能马虎;

第三,法治性。以法律法规为依托,比如公司法、国家八部委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政策,法务、审计、券商等中介机构的介入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遗留问题。

为了让这场改制改得动、改得稳、改得好,我们当时充分发挥国企的政治优势,把“宣传引导”当作前提。政策要先吃透,再编成宣传小册子,把每一条政策、每一个重点做详细解读;成立改制办、宣传小组,收集民情民意,把职工关心的“就业、收入、补偿、发展”等疑虑,一条条解读,释疑解惑,放心安心。

体制转换对我个人冲击也很大。从国企到民企,会有一种“失落感”——没有身份,没有级别,甚至可能被歧视,你只能靠自己。


贰丨把“学习”和“制度”变成硬功夫

如果说改制解决的是“一大二公”和“企业到底谁说了算”,那管理解决的就是发展战略、企业愿景,靠什么持续成长。

我得先交代一句:我不是干化工出身,我是学文科的。很多人对我的跨界很惊讶:那你怎么管一家合成材料制造企业?我的答案其实很朴素:靠学习,靠思考,再把思考变成制度、变成体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升维,砥砺前行。

文科生管企业,到底优势在哪?我想:哲学社会科学讲究方法论,方法对了头,一步一层楼。隔行不隔理,文理也相通。安徽老乡美的董事长方洪波为我们做了榜样。做企业也一样,先定战略,做什么、不做什么,中心思想突出,论点鲜明,论据充分,环环相扣。战略确定以后,就必须回答三个问题:谁来做?怎么做?做成什么样?所以我把我们的管理模式概括成四句话:目标引领、问题导向、过程推动、结果考核。还有人说“外行优势”,视野开阔,没有思维定式,因为能跳出既有框架看问题。

我也常讲,董事长不一定要技术出身,技术有人干就行,关键是把方向、机制、队伍、执行抓住。在治理结构上,我更强调用权有界、尽责无边。首先是各司其职,其次是无缝对接。党委不干预经营具体事务,但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对干部的要求就是八个字:履职尽责、授权问责。老板不是事事处处都要体现“老板意志”,真正要体现的是制度与考核,层级清楚,职责分明。

组织文化上,我对团队反复强调“四个一”:一个目标、一条心、一家人、一致行动。把心拢在一起,制度才立得住;制度立得住,执行才跑得动。

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核心是创新。创新里就有冒险、就有试错,敢闯敢试,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光有胆量不够,拍脑袋、拍胸脯不行,还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对企业负责,造福职工;对社会负责,稳定一方。企业是社会一个单元,做大了不是个人的,是社会的,要从“小我”走向“大我”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否则仅仅就是一个商人、生意人。

这份责任感,我们用行动做注脚:新冠疫情冲击的几年,我们明确“三不”:不下岗、不降薪、不裁员,保障职工的工作稳定、收入稳定、生活稳定;履行社会责任,吸收就业,按章纳税,在脱贫攻坚阶段,我们向周边农村捐资修路,尽企业的一份力量。


叁丨根在质量,重在标准,赢在品牌

企业最终要靠产品和市场说话。我的底层判断一直没变:核心竞争力归根到底是“技术、质量、品牌”。

这些年我们靠技术进步和产学研合作,持续做迭代创新:设备从国外引进到国产化再到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从单一到系列化,再叠加技术服务形成闭环。市场打法上,我常讲“市场如战场”,要想在竞争中杀出血路:一是加大研发走差异化路线,抢占中高端市场。二是坚定出海,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蒙古矿山市场不管谁中标都使用我们的产品,不可替代。这些都让我更坚信: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市场,靠的是硬实力,只要你有技术、质量,就不愁没有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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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越跑市场,我越明白:走得远不远,最终还是回到“质量”上。我们做的是矿用材料、安全产品,质量不是“差一点也能用”,而是“差一点就可能出事,这是事关矿工生命安全的大事”。所以我要求必须守牢产品质量的底线。一是坚守“两个一律”的原则,即不合格原材料一律不准进厂,不合格的产品一律不准出厂。二是遵循“三不”原则,不弄虚作假、不克斤扣两、不投机取巧,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做有良心的企业。三是实行重奖重罚。产品就是人品,要把公司做成市场信得过、立得住的,口口相传、名副其实的品牌企业。

我一直把产品“质量”和企业“信用”当成最硬最高的门槛:宁可慢一点,也不能松一丝;宁可少点单,也不能拿底线换订单。底线立得住,企业才有资格谈技术升级、谈市场开拓、谈走出国门。

谈未来,我习惯把发展规划压缩成可执行的“几句话”。面向“十五五”,我概括为“1234”:坚持专精特新这“一条路”;追求效率效益“两效”;提升工作质量、产品质量、成长质量“三量”;处理好党建与经营、国内与国外市场、实体经济与资本运作、股东利益与职工利益“四种关系”。尽管我是大股东,但我更愿意优先保护职工利益,因为职工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参与者和财富的创造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回头看,美亚从“因煤而建、缘煤而生”到“以高新材料立命”,从央企体系一路改制到民营企业,五十年风雨历程,并不是靠某一次幸运,而是靠一代又一代人把每一个关键节点做稳、做实、做成。改制是磨炼,管理是长跑,市场是硬仗。我始终相信:只要方向对、组织稳、产品硬,企业就一定能走向新的50年,实现百年产业、百年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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