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规则衔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强调，要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近年来，我省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深入开展创新探索和攻坚突破，全方位推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营商环境等与沪苏浙等高对接，推出了一系列对照学习沪苏浙创新政策和举措，在创新共建、协调共进、开放共赢、绿色共保、民生共享等方面形成了一批显著成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发挥比较优势，完善体制机制，推动对照学习沪苏浙走深走实，开展常态化、多层级、多领域对接合作，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从制度型开放的内在逻辑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度不仅取决于要素流动的广度，更取决于规则衔接的精度。规则的不衔接不同于基础设施的“硬缺口”，无法通过投资增量在短期内弥合。基础设施的联通可以依靠财政投入和工程建设在数年之内完成，规则的不衔接却涉及地方立法权限、部门职能边界、监管标准设定等制度性安排，调整周期长、协调成本高，单一省份都难以独立推进。与此同时，规则的不衔接会产生一种隐性成本，分散在企业跨省经营的重复认定、人才跨域流动的资格重置、资本跨区域配置的审批准入之中，逐项累积、难以计量，却持续侵蚀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实际效益。这种隐形成本具有自我强化效应，规则差异存在越久，依附其上的地方利益格局和部门管理惯性就越稳固，后续统一的阻力就越大。因而，规则衔接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从“物理连通”走向“化学融合”的关键因素。我们应打破行政壁垒、强化战略协同，继续携手沪苏浙共同建立可携带、可互认的规则体系，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持续走在前列。

加强科技创新领域规则互认。科技创新协同之所以成为规则生成的密集地带，在于创新要素的跨区域配置直接触及人才资格、机构资质、技术标准等制度性门槛。这些门槛不同于产业配套中的协调问题——后者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企业自主选择来消化，前者却必须依靠制度性认可才能打通。安徽对科创飞地的人才给予了一视同仁的政策，其价值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揭示了规则生成的一种路径转换：从“属地认定”转向“功能认定”。传统规则以行政区划为边界，人才的资格以注册地和社保缴纳地为准；“一视同仁”则不以行政区划定义归属，而以功能贡献和制度认可确定资格。这一转换的实质，是以“等效认定”替代“统一标准”，规则的衔接并不要求各地规则完全一致，而是通过相互承认对方的制度效力来实现规则互通。我们要将这类制度模块从“地方实践”提升为“区域规则原型”，使之成为共同规则生成的起点，而非停留于等待被总结推广的个案经验。

强化产业分工规则保障。当前，在长三角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安徽在整车制造、家电、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承担着制造环节的集聚功能。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制造环节的集聚使安徽在产业链中占据了连接研发与市场的枢纽节点。但市场自发形成的分工格局存在内在局限。它依赖企业间的个别协调，缺乏跨区域的制度保障，一旦涉及检测资质、零部件准入、标准认定等跨省事项，交易成本便显著上升。突破这一局限，方向在于为已经形成的市场分工提供规则保障，使“错位协同”从自发状态转化为可预期的制度状态。这一转化的具体切口，是将安徽在制造环节的结构性位势转化为产业链规则生成中的参与权，由“承接产业转移的载体”转化为“参与产业链规则生成的支点”。跨区域检测资质互认、零部件准入的跨域协同、产业链联合标准制定，都是这一转化的重要着力点。

开展省际毗邻地区规则试验。省际毗邻地区的制度意义集中体现为行政边界两侧规则差异的空间化呈现。规则差异在一般区域往往是隐性的，只有在省际毗邻地区才以日常治理的具体摩擦显现出来，跨省通办流程、执法裁量尺度、规划衔接程序，这些在单省域内不成问题的事项，在省际毗邻地区成为必须协调解决的难题。规则试验的成本与空间范围正相关。省际毗邻地区范围有限、外部性可控，在小范围内验证有效的操作性安排，可以加工为标准化文本向上推送；验证失败的安排，其成本也局限在有限空间之内。由此而言，省际毗邻地区的定位应当是规则生产的“苗圃”，而非仅仅是项目落地的“工地”。当在科创协同、产业分工和省际毗邻地区治理中同时生成可携带的规则模块，安徽在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广度、深度、高度将得到显著提升。